乡土散文|乡村生活的变迁
1985年,我结婚分家出来,三口人,一间房,4亩地。那年风调雨顺,一年辛勤劳作下来,年底粮棉大丰收,交了国家公粮,还有了二百元的结余。我和妻子都非常高兴,趁此机会我跟妻子商量,买个“话匣子”,就是收音机,那时农村也算稀罕物,一个“话匣子”三十多元。妻子一听,似
1985年,我结婚分家出来,三口人,一间房,4亩地。那年风调雨顺,一年辛勤劳作下来,年底粮棉大丰收,交了国家公粮,还有了二百元的结余。我和妻子都非常高兴,趁此机会我跟妻子商量,买个“话匣子”,就是收音机,那时农村也算稀罕物,一个“话匣子”三十多元。妻子一听,似
“儿时记的,石头刻的。”这话一点不假。我们村四十多户,屋舍依山而筑、坐北朝南,冬天有山挡住北风,门前一口长塘,浣衣洗菜,方便得很。
母亲和我们兄妹都一致认同父亲的“原始认知”,因为,北坎上的七八兜南瓜,虽然平日里大家都很少去打理,它们却长得异常的旺相,晚稻插播结束后,我们竟从杂草丛中找寻到二十几只南瓜,一只只青中带黄且硕大溜圆。
他个子很高,宽大的手掌上布满丝丝裂缝,手指甲缝里常常嵌着泥。他时常穿着焦黄却有阵阵洗衣粉香气的汗衫,头上带着一顶小草帽,脖子上挂着一条老旧的不能再老旧的毛巾。他喜欢笑,当他笑的时候,总会露出他特有的铁锈色的大门牙,当他开怀大笑的时候,似乎所有的不愉快都会随着他